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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董仲舒的灾异谴告之说，朱熹用之并不生疏，此亦是仿效二程之先例。

乐的关键在于人有内在的充实之美，是德盛仁熟之乐。《中庸》有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说，朱子对此有精彩的解释。

一是存在层面的，即心体之说。[62]《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13]《朱子语类》卷六，第103页。[19] 天道之本然是自在的存在，并无人为的痕迹，也不需要人为的修饰，这是儒家关于天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言外之意既然不能用抽象的概念语言去表达，于是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而有自然音响节族，这就是诗的语言，也正是要作诗的原因。

[39] 这说明心与理一，不是将两个东西合在一起，而是心自是仁。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以朱熹来讲，他个人以及他的学术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而比起朱熹来说，关于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文学家的研究，都有其各自的学会，可是对朱熹的研究在此之前没有成立过任何学会。

谈了这么多朱子学方面的内容，请谈谈您是怎样定义国学的。把国学纳入、沉淀于教育体制中是发展国学的保障。学会的作用就是联络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增进这个学科的研究，所以说学会的存在是十分普遍的。当然了，对于国学的定义，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也不能强求。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简单地作世界汉学研究中的一员，而是要作世界汉学研究中的主流，因为既然是研究中国人自己的文化，那么中国人就应该成为这一世界性研究领域中的主流。因为现在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个体为单位展开的，每个学者都只做自己的研究，所以说成立一个相关学术组织，以便对学科的发展进行整体的规划和联系，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在这个体系中，既可以有刚刚谈到的快餐型的国学教育，也应该有与之相相对应的正餐型的国学教育。也就是说，假如可以有一套内容丰富的教育体系，其中包含各个方面的文化产品，能够满足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文化需要，那一定是再好不过了。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每一个重要的学科都有其自己的学会，比如说李白学会、杜甫学会，还有研究思想家的孔子学会等等。因为既然是研究国学，那一定就要突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主体意识。

所以说，我们成立的这个朱子学研究会是还原了朱子学研究本来的重要性。文化不一定需要某些现实的价值衬托它的意义 问：您个人觉得，研究朱子学的意义在哪里？ 陈来：有人会问，你觉得研究哲学、研究文化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们研究哲学、研究文化的意义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吗？我想不一定。定位于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的国学院 问：众所周知，清华大学曾于上世纪20年代建立过国学院，但只存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但是，我们要做的国学研究，并不是封闭的、与世隔绝的、自说自话的。

只有把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经典文学、经典文化的教育和学习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中，才不会使得百姓对国学的热情好像对流行文学、流行书籍、时尚文化那样——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今天绽放，明天就消失了。就此而言，我们要对各个朝代（宋、元、明、清时代）的朱子学以及每位朱子学家的重要的见解进行分析，把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国学一定是一种以学术形态表现出来的传统文化。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对自己的期盼。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我自觉有很多不能推卸、不能推辞的责任和义务，这些责任和义务当中绝对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朱熹、关于朱子学的研究。问：作为院长，您如何评价新国学院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 陈来：复建国学院的初衷是建设一个在清华大学的领导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平台。把国学纳入教育体制中是发展国学的保障 问：朱子学毫无疑问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研究朱熹、推动朱子学的发展，对我来讲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陈来:经典就是那些经典，是最值得我们阅读的，这是无可厚非、毋庸置疑的。学会可以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均衡地实现学科的发展。

我的整个学术研究的基础，可以说就是关于朱熹、关于朱子学的研究。这就要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该怎么结合呢？怎么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结合起来呢？答案就是，结合的领域中肯定会有一部分是朱熹所代表的理学。

因为文化教育是一个非常广阔的范畴。就教育本身来讲，如果不学《诗经》、《楚辞》行不行？如果不学唐诗、宋词行不行？我的答案是未见得不可以。

所以说，我个人的想法是，希望通过学会的建立，并且能够借助学会的推动力，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之内，能够使得对朱熹和朱子学的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并争取使其在未来若干年内能够发展到其自身应该享有的研究规模、研究地位和研究水平。当然了，如果可以把这样的热潮常态化，从长久来看，如果可以把国学纳入我们的教育体制，那肯定是再好不过的

这一攻击，肇始于秦汉，并在宋代达到高潮。常能缘法而生法，就是要根据法来生法，在大家普遍认同的军事原则上萌生出新的原则来，新的战法来，应物变化，与时变迁。北宋时期武学博士何去非，曾著有《何博士备论》一书，其中关于阅读和利用《孙子兵法》等中国兵学典籍的观点，堪称卓越的识见。所以，有学者认为，诡道的诡，本质上是变化多端、灵活机动而已，如果将诡单纯理解为诡诈欺谲，似乎有一定的片面性，其重要理由，是曹操注言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

又如，诡道十二法中，有人将卑而骄之，释为在与敌交锋之时，我方当主动卑辞示弱，给敌人造成错觉，令其骄傲自大，轻举妄动，最终坠入我方的圈套。运计设谋，只是一个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孙子更主张的乃是尊重客观规律性，强调主客观之间的辩证统一。

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前四法，主体是己方，是言己之所作所为，即己能战而示之以不能，己欲用而示之以不用，己欲从远处进攻，却故意声东击西，装出要从近处出击，己欲从近处突破，却示假隐真，装出要由远处下手。就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而言，孙子一再强调进攻速胜固然有相当合理、相对正确的一面，也大致符合春秋晚期的战争实际需要。

可惜的是，后世那些兵学理论家，大多眼光不及孙子，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往往是单向性思维，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是人为地割裂孙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忘记或忽视了注重谋略与发展实力在孙子那里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辩证的统一。若是，则合字之义在这里显然要胜过令之义。

但是，如果我们将它置放在诡道十二法整个体系结构中考察，这种解释显然是望文生义，曲解孙子的原意。为此，他尤为重视强化实力建设，主张先为不可胜。《国语·郑语》云：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所以清初的《兵法百言》就曾认为，因粮于敌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也。

应该说，这种做法未免失之偏颇。至于讲老布什打海湾战争时候床头只放两本书，一本就是《孙子兵法》，他戎马倥偬总要翻上几页，讲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手一册《孙子兵法》等等，说得云山雾罩，绘声绘色更是百分之百的自我吹嘘，胡编乱造。

孙子的确推崇以谋略制敌，上兵伐谋是他所汲汲倡导，一再强调的。这也就是说愈是战胜敌人，自己也就愈是强大。

而后面的八法，主体是敌，是根据具体的敌情，我方采取相应的对策。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较系统的表述，仅见于《谋攻篇》，而《谋攻篇》则不过是十三篇之一。